评论一件短期之内达不成，但足以影响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事件，颇为不易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（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，简称S&ED）就属于此类事件。7月9-10日，中美双方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，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清单，包括八个领域“加强双边合作”、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”、“地方合作”、“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”、“环保合作”、“卫生合作”、“双边能源、环境、科技对话”共计116个事项，成果不可谓不丰富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《中美关系的一次“战略再确认”》的评论。从9、10日两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大幅升值也可以看出，中国对美方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关切作出了积极回应，从侧面表明了对于此次会谈成果较为满意。不过，对于一个经济研究者来说，笔者更为关注的重要事件是在S&ED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(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)。

从2008年开始的中美BIT谈判到目前已经进行了13轮。一年前的第五轮S&ED上，中美双方明确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形式谈判，此后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。中美BIT谈判分两部分，文本谈判和负面清单谈判。文本谈判于今年1月的第11轮BIT谈判开始，按照本次S&ED的结果7月28日至8月1日，第14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。（相关历史介绍可参见财新网系列报道）

为什么中美BIT谈判很重要？因为在笔者看来，BIT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催化剂，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全球经济一体化正面临着一次深刻的变革。WTO规则下的全球贸易一体化逐渐遭遇到了瓶颈。由于农产品谈判的失败，多哈回合谈判在2006年7月中止，而随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，也使得全球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再度抬头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国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化新秩序，通过《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TPP)和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》(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，TTIP)等投资协定，抛开WTO框架，从跨国投资入手，统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投资体系，重新推动新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。而在TPP和TTIP双战略中，美国正好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中心，因此，这一战略也被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为“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美国在全球的角色” （见拜登2014年3月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上的文章，《美国必须占据全球贸易主动》）。在TPP和TTIP中，全球投资一体化和服务业贸易的发展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维度。

在贸易理论中，商品贸易流动是两国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载体。随着跨国企业的兴起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，贸易流动并非全球化的唯一方面。跨国投资的存在可以突破边境线和货物贸易的模式，直接在生产要素层面组织生产。基于此，WTO近几年也日渐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（GVC）的研究，从而避免仅仅依赖于贸易量规模大小得出有偏结论。同时，随着全球投资的兴起，以及新通信技术的利用，传统上被认为不可贸易的服务贸易也方兴未艾。全球经济逐渐向后工业时代演进，服务业产出占GDP比例越来越高，因此，服务贸易也必然将成为下一轮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主要突破口。正是基于此，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推动的TPP和TTIP双战略，战略目标相当明确，意图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变革，重新构造其全球竞争优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必须参与新一轮以投资和服务贸易为形式的全球经济一体化，没有其他备选选择。

中美BIT与中国经济走向再平衡息息相关。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事实上中国成为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，中国的全球贸易占比从2000年的3.7%提升到了2013年的10.8%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生产要素，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。贸易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，激发了民营部门的活力和效率，也为在此期间的国有资本重组改革顺利进行，提供了良好外部的环境。

但是，中国却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挑战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，代表着中国国内储蓄过剩（CA=S-I>0）和资本短缺（FA>0）的并存。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改革的滞后，投融资体系扭曲，导致国内的过剩储蓄无法满足国内的资本短缺。如果我们还能够依赖于中美之间的失衡的话，金融改革滞后仍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不影响短期内的增长。但改革滞后的后果在2008年之后剧烈爆发：中美经济再平衡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被迫逐步下降，国内投资率的提升，引发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，但微观投资又显现出严重不足，大城市中的公共品投资如环境保护、医疗卫生、教育资源都极为紧张。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资配置源能力低下，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改革又严重滞后，导致了中国经济风险的急剧积累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和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推出，是改善投资体系效率的重要试验，但效果仍需观察。在更大维度上中美BIT谈判如果能够达成，特别是金融业准入的放开，必将冲击中国目前的金融行业和投融资体系，但却是改变导致当前经济失衡根源的根本方案。我们不该害怕放开竞争和竞争带来的风险，只有竞争才能改善效率，改善资源配置的扭曲，带动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，这一道理在中国入世之后已经得到充分验证。

中美BIT同时将成为中国产业转型的催化剂。从产业结构角度，在货物贸易层面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力量之一，随着全球货物贸易的阶段性见顶，中国未来希望继续扩大份额困难重重，贸易争端愈发激烈。但在服务贸易领域，中国由于管制和尚未开放，导致竞争力低下，贸易额连年逆差。反观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，虽然在制造业领域竞争力低下，但其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弥补了其劣势，并占据了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。因此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，是中国的一石二鸟战略：即能促进中国新一轮对外贸易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，同时又能够通过竞争，改善低效率的状况，促进中国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，何乐而不为？

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国内改革，在当下改革阻力重重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。在中国，改革和开放是两个有机统一体，对外开放甚至是对内改革的催化剂和加速器。“改革开放”两个词，相互促进，缺一不可，也被35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。中美BIT谈判若在不远的将来达成，不仅将共同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增长，同时也将保驾中国经济改革的新一轮启航。